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回写官渡之战中，田丰、沮授、许攸先后向袁绍献策：从敌我双方利弊找出对付曹操的方案。不料，这些人不是以“漫我军心”，就是被怀疑“受他财贿，为他作奸细”而险遭杀害。当曹军袭来的势头已经明显，沮授再请“加提备”“免为曹操所算”，也被认为“妄言惑众”而斩。许攸仰天长叹：“忠言逆耳，竖子不足以谋！”书中也有“逆耳忠言反为仇”的诗句。忠言出于忠心，落得如此下场，无怪曹操反而转败为胜。虽然历史已过千年，但它所揭示的，永远都是深刻的人生。
“忠言逆耳”的另一面，自然是“谗言蜜语”，它害了不少好人，也圆了不少小人、坏人的梦。
记得，有一次聚迎海外同胞的饭桌上，不想被安排在当地一位退下来的一把手之侧。他知道我的职业后，问我对当地一部正受批评的长篇有何看法，我如实相告：因视力太坏，无法看长篇。但知道持批评态度的几位作者是很严肃、有水平的作家，看书中转述那些反人民战争的场景与话语，也无法不生气。也有另一种意见，说当地一位被称为“学者型干部”的，对发表那作品的刊物就很支持。话犹未了，就听他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小人！”后来得知，此人就是当年靠说他“代表当地马列最高水平”而被他提上来的。他一退，人家也不要他那“最高水平”的“马列”了，群众早已看清的此人德行，总算他也明白了。此时他说话的心情，也就不难理解。接他手的同志一来，那人又对上面的来人说：“解放四十多年，此地都无什么变化，是××同志来了，工作才起步而巨变……”此人肉麻的话又换得提拔。后位首长是否也会像其前任那样痛心疾首，不得而知。而那种小人，不论爬得多高，也不可能为人民干什么实事好事，是肯定的。而我们许多好同志，怎么就是抵不住谗言蜜语的攻击呢？这值得深思。
人说，甜言听得顺耳是人性的弱点，有这“弱点”二字，总算没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人性。记得，少年时就是从“人之初”是否“性本善”的辩论而开始学革命理论。而“人”之“性”，也是随生活环境、文化教养、心理特征而表现、变化的。我看外资公司的打工仔，若不带有处罚的条件，给他提出缺点，尤其是技术上的，会十分感激，他认为改正一个缺点，就多了一份在公司站稳脚跟的条件。我少年参军时，总想怎么能适应、投入到一种全新的生活中来。生活检讨会上，只要讲的是事实，虽然有时也会碍于面子脸红，总是为能投入新的生活而从具体意见着手具体的改造而高兴，并无“忠言逆耳”问题。可同样是好人的人，因地位不同就不一样了。不然，讲解放后四十多年都无什么变化之地，你一来就变了，这可能吗？尽管全国的发展有差距，若它几十年不变，那这个政权还算人民政权吗？身为“公仆”者听闻此言，应该很自然地警惕到此人将自己置于那个位置的用心。若为此飘飘然，正是将人民交下的权力已封建化地不能正确对待自己，是有王侯之尊，才会接受这种毫不高明的吹捧。大概不跌破头是不会回头的。正如前面说到的袁绍，败于曹操，夜宿荒山，才有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兵败将亡；今回去，有何面目见之耶！”但，再听谗言，说田丰在狱中笑他兵败，则又翻脸：“竖儒怎敢笑我，我必杀之！”传令狱吏欲取田丰首级时，田丰说：“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不识其主而事之，是无智也！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！”乃自刎而去。何其悲壮！今天，个人滥用权力报复之事，虽然不能完全避免，也不至于此。但使袁绍翻脸的那种心态，倒是许多听忠言逆耳者所共有。以权为尊，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唯我正确，听到不同意见，良药苦口，自然认为犯尊而逆耳。要尔等跟打工仔那样听意见，自然太难。然而，打工仔是否听得进意见，都是他个人的事，不像有地位，肩上责任重大的人，个人的品德，涉及甚广，影响巨大乃至像袁绍那样，涉及全军的胜败。但要都得像袁绍夜宿荒山时才知思过，代价也太大！不是对他个人，而是为此带给工作的损失！要说“人性”，《史记》中“苦身焦思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仰胆，欲食亦尝胆”的越王勾践，所以如此，也是他不愿屈服于强敌而发奋自强的“人性”。听不得不同意见、爱听谗言蜜语者，常因他们的权位而具有公众人物的影响，如果这些毛病也被视作人之共性的话，那么，它也是“人性”的悲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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